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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卫生应急工作呈现新常态
EHS急先锋 / 2017-08-17

    进入21世纪,全球化的人员流动与频繁交往日益显现,新发传染病在世界各地不断发生,国外疫情输出输入的风险不断加大,国际上的公共卫生救援行动更加开放。中国已经步入经济社会转型期,国内各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出现增加态势,事件的发生发展不再是单一、扁平、孤立或局限的,往往具有突变性、危害性、社会性、放大性以及不确定性,而政府、社会、公众对公共卫生安全的期望值也不断提升,这些量变因素的叠加汇集成事物发展的质变,即卫生应急的新常态。这种新常态是我们当前必须要面对的新课题,新常态所表现出的新特点需要认知和掌握,新常态未来的趋势和走向需要我们来研判,新常态的发生发展规律需要我们探究和适应,这就是新时期卫生应急工作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卫生应急的新常态客观上将带来卫生应急工作的领域快速拓展,卫生应急工作的标准不断提高,卫生应急工作的难度持续加大,卫生应急工作的节奏进一步加快。

  (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近十年来,我国卫生应急工作的主战场和重要力量主要放在国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及重大疫情的防控上,重点围绕突发急性传染病疫情的有效处置,如鼠疫、甲流、H5N1禽流感以及脊髓灰质炎、基孔肯亚热和登革热等。这些卫生应急工作准备和应对所占用的人力、物力、时间等卫生应急资源的比例达到70%~80%.同时,政府和公众对于突发事件的早期发现、早期判定和快速处置的期望越来越高,促使专业机构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对于病原检测、原因追溯等一锤定音方面的专业能力格外注重。加之,现阶段社会各种新媒体的广泛运用,使得突发事件处置的时效性和透明度也不断加大。除上述传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外,卫生应急工作还进一步扩展到其他新的领域。

  (二)自然灾害的救灾防病工作。进入新世纪,我国地震灾害频发、多发,灾区的基础设施受到严重破坏,往往造成较大人员伤亡且受灾人口较多,一些灾区的环境卫生条件差,群众健康、传染病疫情防控、公共卫生服务恢复等不仅是灾时的突出问题,也是灾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主要社会问题。可以看到,在经历几次重大地震灾害救灾防病的行动后,卫生应急工作的标准不断提高,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并强调“大灾之后无大疫”,各级疾控机构在救灾防病现场工作的时间延长,后续时间边界更加模糊,短则2到3个月,长则超过6个月。需连续防治的疾病种类也多,包括呼吸道传染病、肠道传染病、虫媒和自然疫源性疾病等。经过全国各地卫生部门的积极配合、通力协作,圆满完成了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甘肃舟曲泥石流、青海玉树地震、云南彝良地震、四川芦山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的救灾防病工作。特别是青海玉树地震发生后,国家疾控中心部分专家在灾区现场工作长达2年之久。虽然圆满实现了“大灾之后无大疫”目标,但新时期卫生应急工作的难度和强度明显增加,如何实现可持续性的问题必然要提到议程上来。

  (三)卫生应急保障工作。近年来国家卫生应急系统相继承担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2014年APEC领导人和高官会议等重大活动的卫生应急保障任务。在国家重大活动期间,区域性人口流动性大、人员高度聚集且来源广泛,公共卫生服务压力迅速膨胀,极易暴发急性传染病疫情、食物中毒等突发事件。重大活动期间卫生应急的公共卫生职责往往需延伸到防控经水和食物传播的疾病、输入性传染病、季节性相关疾病、中毒事件及生物恐怖事件等专业领域的监测防范及紧急状况的快速应对。同时,重大活动的卫生保障工作涉及多部门协调配合,在南京青奥会和北京APEC领导人会议的卫生应急保障期间,西非埃博拉疫情正处于暴发扩散状态,西非来华参加活动的运动员、外交官、留学生等往来频繁且数量较多,政治影响大、保障环节多,如何协调外交、商务、教育、质检等部门共同配合,有序、有力、有效地开展国内疫情防控工作,在卫生应急管理、专业技术支撑和实施指挥操作方面都存在实际困难,而且经常面临“两条战线”、“两个战场”分兵作战的局面。这种情况既无先例可借鉴,也无现成的预案指南。

  (四)中毒事件的研判及医疗救治。突发的中毒事件是否能够及时恰当处置,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影响较大,国家卫生应急部门和各级疾控专业机构需在最短时间借助科学技术手段进行鉴别,及时准确诊断,判明中毒因子,评估事件风险并实施医疗救治。客观上要求卫生应急工作的节奏不断加快,要不分昼夜、争分夺秒、连续作战,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查明事因(中毒因子),挽救生命。近年来已成功处置了重庆开县井喷事故导致的硫化氢大量泄漏、南京汤山集体中毒、三聚氰胺污染奶粉、广西龙江水源镉污染、新疆和田地区食物中毒等突发事件。这些中毒事件的中毒因子判定和救治方案的制定实施,表明卫生应急领域的现实需求和工作外沿在突发中毒事件的处置中进一步扩展,部分地区的毒蘑菇中毒也是一项新课题。

  (五)国际公共卫生救援行动。自2005年的印度洋海啸发生以来,我国已派遣越来越多的公共卫生专家和医疗队伍参与到国际公共卫生救援行动中,如印度洋海啸灾难、巴基斯坦脊髓灰质炎野病毒疫情、柬埔寨手足口病疫情、菲律宾特大台风灾难、西非埃博拉出血热疫情等,我们用实际行动履行了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树立负责任大国的形象,践行了致力于全球公共安全的政府承诺。在参与上述国际行动的队伍和专业人员中,既有经过培训和认真筛选的临床医学、公共卫生专家,也有临时选拔的相关专业人员。所以在素质上、能力上、配合上还无法做到协调一致,有备而战,实际上还没有建立起一支参与国际公共卫生行动的常备专业队伍,缺乏包括装备水平、技术构成、外语能力、独立工作、野外生存和培训演练等方面的应急实力储备。这可能是我国卫生应急工作中的最大短板。

  面对诸多挑战,能否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切实履行上述5个方面职责,是对卫生应急工作的现实要求和新的考验。群众普遍期待一旦发生突发事件能够迅即开展应对工作,有效减轻人员伤亡,及时控制传染病疫情,在第一时问向社会和媒体披露事件信息和专业科学知识,有效开展风险沟通,组织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积极参与到事件处置中来。同时,社会也关注心理和精神卫生的干预,特别是在重大灾害应对的受灾人员和救援人员的心理抚慰及心理康复,要求卫生应急的专业领域逐步实现全过程、全人群、全方位的综合覆盖。

  新常态下的卫生应急工作,需要体系更加完善,能力大幅提升,专业领域更加广泛,综合能力更加全面。但目前由于事件发生更加频繁和多样,中央和地方卫生应急处置的频次越来越多,经常出现“两线作战”甚至“多线作战”的局面,在应对中仍存在人员不足、缺乏培训、机制不活和保障滞后等问题。

  综上所述,卫生应急的新常态,主要表现在卫生应急客观趋势的不断演进,工作难度不断增加,专业领域不断扩大以及公共卫生国际化行动的参与和担当。卫生应急在国内外各类实战中经受考验,在实践中不断成长壮大。随着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升级,全球的交通便利化、生活现代化发展带来诸多影响和挑战,要求卫生应急队伍不仅是临时性的机动队,更要建成一支可以随时出征的国际化常备军。